天堂異域-这些模式在十九世纪「以新的变形」再次出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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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日本移出白名单】

圖:田曉菲著作《神遊: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》\作者供圖

我們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:人如何剋服自我的焦慮迎接他者的挑戰,如何觀看一個陌生的新世界,當我們試圖總結這些經驗並提煉出某些認知模式來,語言文學的幫助體現在修辭上。也就是說我們用什麼樣的語言形容新世界、如何描述自我與他者、新世界與舊世界、本土與異域之間的關係。故而,田曉菲所概括的模式是一種「觀看世界的修辭模式」,一個是今與昔相對的「歷史模式」,一個是身居此地、將遙遠異地形容為天堂或地獄的「天堂地獄模式」。

在那期間,值得觀察的是,一種文化如何經過翻譯、融入本土而被理解、誤解或者改造,人們如何產生了認同的焦慮、又如何包容了差異,以及本土與外來相互激盪之下,那些可見和不可見的疆域、框限如何被跨越,變得更靈活多變。田曉菲選取了自己特殊的觀察視角,即記載了中國本土和異國見聞的信件、遊記等文獻和文學作品,它們能夠反映人們如何「觀看新世界並對這種觀看進行再現」。那麼什麼才是新世界?對於這種「新」,作者指示了某種「錯位」狀態。一個北方貴族很可能突然被貶,流放到充滿瘴氣、落後、蠻夷的南方;天朝上國的知識分子有機會到達工業革命後的西方世界,感受與固有認知相牴觸的社會景觀。這裏不僅是身體的移動、錯位,離開了舒適區,又是思想、觀念的錯位,重新應對合法性、有效性的挑戰。我們所樂見的則是經歷了這些錯位,一個地方、民族的文化進入了嶄新的蛻變之旅。田曉菲認為,中古華人在觀察新世界時產生了某些模式,而這些模式在十九世紀「以新的變形」再次出現,卻已「到了臨近崩潰的程度」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事頻仍,且不言交通,跨越分裂割據的領土本身已不是一件易事。王羲之是山東臨沂人,幼年因戰亂隨眾南遷至浙江紹興。像王羲之這樣的新移民以及移民的後代,北方或是那些版圖以外的地區如四川,只出現在書籍上供人想像而無緣親見。田曉菲考察了王羲之和朋友之間的通信,以及徵行賦這一類文體的創作,發現南人對這些想像中的市鎮山水十分好奇,且只得依託那些有機會踏足異域的人介紹見聞。而無論是有關通信還是文學創作,都把關註點放在異域的古代遺跡、文化名人上,通過歷史的追認、懷古的情感將不可及的遠方重新納入自身所在的文化版圖,這便是今與昔相對的「歷史模式」。

「天堂地獄模式」可以高僧法顯為代表,田曉菲揭示其遊記存在兩層敘事結構,一層即由自己所處的「邊地」前往「中國」天竺取經,把完整的戒律帶回故土;另一層則是一路途經「地獄」的種種艱險,一到中天竺便進入了「淨土」,對這一人間天堂作出了許多現實景象的描繪,而最後借助「懷鄉」情結的驅使而離開天堂、重歸故里。從中可以發現,無論哪一種修辭模式,這種建基於錯位的觀看、想像或現實的出離,其實都是回返自身,為自身的文化認知創設命題,通過他者思考、調整著自身的認同和使命。

現今時興的一句話是「不去觀世界,何來世界觀」,足見人們對腳底行程、實際生活的切磋琢磨頗為重視,閉關修煉或形而上的空談,難以真正牽動人心。近日所讀田曉菲《神遊: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》一書,正是考察從身體到精神的漫遊,對人從認知到言說的衝擊和改變。當然,拿兩個相隔千年的歷史時期進行比較,或略顯唐突,不過這裏涉及到作者的核心關懷。因為她認為,二者都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、大量引介、吸收外來文化元素,進而更新了本土文化知識結構的重要歷史時期。